說起電影海報，當下電影院裡外都是清一色的數碼噴繪海報，不少觀眾見慣不怪；但在上個世紀，手繪電影海報卻是一座城市的文化風景，很多觀眾喜歡上一部電影，可能就是從一張手繪海報開始。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幾乎上海傢傢電影院都有一到兩位專職美工師，負責手繪電影海報、展廳佈置以及排片信息公告等事務。新片上映前，全上海所有的美工師同時創作。新片上映前一周，每傢電影院門口就開始張貼海報。放的是同一部電影，海報卻完全不同，百花齊放，好不熱鬧。畢竟在那個年代，電影票價格不菲，對老百姓來說，看電影是一件需要謹慎選擇的大事。
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，隨著高科技的發展、電影市場的變化，人工手繪被數碼噴繪替代，電影公司開始統一印刷電影海報，老美工師們退出瞭歷史的舞臺。過去，他們用一幅幅電影海報濃縮電影精華，捕捉時代記憶，電影院的墻壁就是他們的舞臺，刷子就是他們的畫筆，他們在繁華的街頭開著個人作品展；如今，美工師這個崗位隨著手繪電影海報的消逝而終結，漸漸被遺忘。筆者日前找到上海最後一代影院美工、昔日大光明電影院美工師施元祥，聽他講述這段被潮流卷走的回憶。
施元祥出生在崇明，9歲跟著父親到上海“討生活”。一次，他無意中在路邊看到有人在地上畫關公，覺得好玩，就自己也拿起瞭畫筆，沒想到畫瞭一輩子。但由於沒有受過正規的藝術教育，他從部隊轉業後，最早進入新滬鋼鐵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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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，滬光電影院原來的美工師出國，崗位出現空缺，施元祥迎來瞭人生的轉折。“當時我與另一個人競爭，因為我的畫風偏向寫實風格，而他的畫風比較現代，與電影海報不相符，所以錄用瞭我。”施元祥回憶，退伍軍人的身份在那個年代很吃香，當時的兒童藝術劇場同時錄用瞭他，但考慮到自己更喜歡畫電影海報，便選擇去滬光電影院擔任美工師，一做就是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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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年，施元祥完成瞭人生中第一電影海報——日本影片《幸福的黃手帕》。從構思到完成，花瞭4天，至今他還記得自己創作的海報內容——黃色的手帕在風中飄蕩，男主人向著觀眾迎面走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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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，為瞭支持延安路高架建設，創辦瞭57年、曾經首映中國第一部國產電影《花木蘭》、見證瞭上海影壇輝煌歷史的滬光電影院被拆除，一同被拆的還有兒童藝術劇場、瑞金劇場等，上海音樂廳則被平移瞭66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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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滬光電影院後，施元祥被調到大光明電影院。大光明電影院歷史更為悠久，其前身是建於1928年的大光明大戲院，耗資1100萬兩白銀，出自匈牙利建築師鄔達克之手，當時被稱作“遠東第一影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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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資料記載，早年的大光明電影院主要放映美國八大公司出品的影片，其中包括美國前總統裡根主演的《卿何薄命》和《一夜風流》、《翡翠谷》等多部奧斯卡獲獎影片。施元祥說，在檢票口，有中英文對照的當日所映電影的說明書，上面除電影內容外，還印有影片公司名稱、演職員表、海報、劇照等，進場觀眾可免費取閱。為瞭讓觀眾能夠更好地欣賞這些電影，大光明電影院還率先引進瞭“譯意風”同聲翻譯耳機設備。當時每個座椅背後都安裝瞭一個小方匣，裡面有電線與發音機相連。觀眾可以租借耳機連上小方匣，聽到“譯意風”小姐們純正的同聲翻譯。第一代“譯意風”小姐中就有如今蜚聲海內外影壇的著名影星盧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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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那個年代，大傢獲取電影放映信息的唯一來源就是影院門口的海報。”施元祥把手繪電影海報比作“電影的廣告預熱”，用現在的話講是促進營銷的重要環節之一。“它是一小眾影院美工服務大眾的一個窗口，是電影文化與普通觀眾進行溝通交流的一座橋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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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二手冰櫃回收在沒有網絡、沒有“PS”的那個年代，8張劇照和提前試片構成瞭施元祥他們創作的素材。“一部新片上映，美工師是第一個看電影的人。”施元祥記得，所有影院美工師都有一張“試片入場證”，上面清楚地印著年份，貼著一寸照片。試片證每年更換一次。持有它，就等於拿到瞭看最新影片的通行證。每次有新片上映，全上海的美工師都集中到大光明電影館看樣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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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管當時電影公司會下發統一印刷的海報，但最大的也僅1開張大小，隻能貼櫥窗用。手繪電影海報主要還靠美工師各顯神通。對施元祥這樣技藝純熟的美工師，作畫通常隻需要兩三天，但落筆前的構思卻是漫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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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電影海報本質上就是電影廣告，是為瞭電影在招攬觀眾。”施元祥說，除瞭圖像之外，還應該有片名、電影屬性、出品廠傢、主創人員、上映日期及廣告詞等文字要素，這些特有的電影信息與圖像的完美組合才構成一幅完整的電影海報。如何將人物的安排、背景的處理、文字與畫面的關系、色彩的運用等，和諧地組合在一起，需要美工師全盤考慮。施元祥很有心，看電影時，他總是邊看邊記錄，大致寫下哪些場景可以入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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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，電影《被告山杠爺》講述瞭群山環抱中的堆堆坪是個模范村，山杠爺是村裡的最高領導，他全心全意為村民辦好事、威望極高，深得村民的擁戴，但因為他的過激行為致使村婦自殺觸犯瞭法律。“影片最後，山杠爺留下眼淚，讓我很觸動，所以我在創作時不但畫瞭因為悔恨而哭泣的山杠爺，還將山杠爺畫在瞭一滴眼淚裡。”施元祥告訴記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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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幅好的電影海報，體現的是創作者對電影的感情。在那個電影最時尚的年代，對手繪電影海報美工來說，光有美術功底還不夠，一幅海報對影片信息的展示能力以及展示程度、對於人物精神氣質的傳達是否準確都更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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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光明電影院有過上海最大的海報墻，24開張大小，美工師相當於在24開張海報墻上作畫。施元祥開玩笑說，這“不光要有大視野的佈局，還要有粉刷墻壁的功力”。
施元祥的工作可謂“上天入地”。“一開始我們搭腳手架，畫的時候要站在近處，時不時還要退到遠處觀察整體效果，作畫的時候得爬梯子，上上下下很多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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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還是有問題，畫面實在太大，離得這麼近，有些大視野的內容畫不出來。於是，施元祥發明瞭一種特殊的畫筆。他找來木桿，有一米、兩米長不等，前端綁上畫筆，這樣就可以遠程操控，高處也能輕松畫到，等要畫人物五官等細節時，再爬上梯子去畫。“由於經常使用最寬的底紋筆，又是遠距離操作，一天下來手臂酸麻得不行。”但任務很緊，就算是24開張如此巨大的海報，美工師也必須在一個禮拜內完成。據說，同樣曾在大光明電影院做美工的徐維豹，當年是出瞭名的“快槍手”，一天就能完成巨幅海報，他有把特制的椅子，可以攀高爬低坐在上面畫。
除瞭畫海報，電影院的排片表也由美工寫，這對施元祥來說壓力很大：“不能寫錯，寫錯瞭觀眾會買錯票。這我是要被扣獎金的。”此外，美工還要承擔電影院櫥窗佈置的工作。他記得電影《侏羅紀公園》上映時，他不僅畫瞭巨幅海報，還佈置瞭大片的立體場景。“有兩米高的恐龍，背景就必須是原始森林。電影宣傳一下從平面海報變為立體呈現，吸引瞭更多觀眾。”
在施元祥看來，電影海報美工師是一份熱愛才做得好的職業。“有時候時間緊，畫工會粗糙一些，而且構圖設計和制作方法都各有特色，並沒有人來監督審查。一部電影通常公映一周，海報一般也隻張貼一兩周，然後下一張嶄新的海報又出現在影院門口。”但因為熱愛，對每一張畫作，施元祥都盡量全身心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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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悄然變遷，人們的娛樂活動逐漸增多，買電影票不再需要排隊，很多電影院的生意都開始變淡。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，手繪電影海報開始被電腦制作噴繪技術所代替，曾幾何時，比經理室面積還大的美工室，變成瞭搞多種經營的小賣部。電影市場化以後，連貼海報這種事，也有宣傳公司代勞，美工就更顯得無事可做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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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施元祥早已退休在傢，但畫筆還是常常拿起。“自己畫著玩玩，還給親戚朋友畫畫全傢福。”他的心態很平和，“按照科技發展來說，電影院一天要播放那麼多電影，即使美工師崗位還在也來不及畫瞭。現在電影放映頻率高、制作也快，數碼繪制取代手工繪制，這好像也是歷史的必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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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說遺憾，這個上海最後一代影院美工師也有，就是自己當年自己手工繪制的電影海報都無法保存來。“電影院的海報墻，一般都是用膠水在舊海報上貼新海報，糨糊一層又一層，等海報硬得結成厚厚一塊，黏性降低到一定程度，再一次性拿鏟刀鏟平。加上常年掛在戶外風吹雨打，根本無法完好保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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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以說，這是一門遺憾的藝術。”略有安慰的是，施元祥傢裡現在留有一張當年畫的電影《長征》的海報。“那時候我花瞭3天畫好海報，結果接到通知說這部電影不能上映，所以我就把它帶回傢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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